禅宗,又称宗门,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汉传佛教宗派多来自于印度,但唯独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是由中国独立发展出的三个本土佛教宗派。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独特的性格。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六祖坛经》《五灯会元》等是禅宗的佛经,《百丈清规》是禅宗的律。撰写《百丈清规》的百丈禅师认为《瑜伽菩萨戒》和《璎珞菩萨戒本》虽属大乘,却只是佛陀根据印度情况而制定的戒律,墨守成规会显得生搬硬套。因此百丈禅师根据风情、地理、人士风俗等,博采大小乘戒律中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部份,制定出一部新的管理制度,这就是《百丈清规》。
慧能传承的禅宗,让中国人知道佛教不从外来,如众生的佛性本具。得佛心者知佛不从外得,信佛教不从外来。印度达摩西来传的就是这个心印。慧能指出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之学,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也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传承人。
禅宗起源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主张顿悟法要“见性成佛”自初祖达摩祖师起,皆指人心,不拘修行。又因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北宗神秀是以“坐禅观定法“为依归,渐进禅法,渐修菩提。所以称之为“渐悟”。南宗慧能大师是以“即心即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依归。不拘泥”坐禅“”观定"与否即成佛道!所以称之为“顿悟”。
时北宗神秀大师所传“坐禅”(坐禅入定法门)即是次第法门。由北宗神秀法门在北方盛行,所以在《六祖坛经》曾记录“京城大德云:不经坐禅修定而得解脱者,未曾有也。”而南宗慧能大师最忌讳学佛法者执着于类似”坐禅观定“的有为法《六祖坛经》中亦记录云:“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亦曾言”常坐拘身,于理何益?”南宗慧能大师所传为佛之心印,不拘泥万法而领悟得道,由是不论次第,直了成佛。(出自六祖坛经自序品,顿渐品)
相传中国禅宗为菩提达摩祖师所创,宗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时人有传,达摩面壁九年为坐禅修定,所以得道,实则在任何一部传记或者历史中均无此事记载。只记录”面壁九年”这四字而已。
而其禅宗宗趣,常以问答形式导引人悟道。
例子:“
(禅宗多位祖师传法之事要,始见于多种古录,今以此文出处列举一二,以示禅宗宗趣流传之精要。下列问答出于《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佛祖统记》《高僧传》《续高僧传》《马祖道一语录》)
慧可禅师(禅宗二祖)问道:“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祖师道:“诸佛法印,非从人得。”
慧可禅师(禅宗二祖)听了很茫然,便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祖师回答道:“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禅宗二祖)禅师沉吟了好久,回答道:“觅心了不可得。”
祖师于是回答道:“我与汝安心竟。”
慧可禅师(禅宗二祖)听了祖师的回答,当即豁然大悟。
僧璨大师因故而染“风疾"。
僧璨(禅宗三祖)而问慧可大师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
慧可大师(禅宗二祖)曰:“将罪来,与汝忏。”
僧璨(禅宗三祖)良久曰:“觅罪不可得。”
慧可大师(禅宗二祖)曰:“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僧璨(禅宗三祖)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
慧可大师(禅宗二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
僧璨(禅宗三祖)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
祖深器之,即为剃发,云:“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十四岁的沙弥道信(禅宗四祖)前来拜师,
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僧璨(禅宗三祖)说:“谁缚汝?”
道信(禅宗四祖)答:“无人缚。”
僧璨说:“何更解脱乎?”于是道信(禅宗四祖)大悟。
马祖道一大师“坐禅习定于”衡岳传法院。遇让和尚。知是法器。
让和尚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
马祖道一云:“图作佛。”
让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磨。
马祖道一问曰:“磨砖作么。”
让曰:“磨作镜。”
马祖道一曰:“磨砖岂得成镜。”
让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耶。”
马祖道一曰:”如何即是?“
让曰:“如牛驾车。车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
马祖默然无对。
让又曰:“汝为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 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师闻示诲。如饮醍醐。
禅宗“宗趣”,在以生活中种种事项”参禅”而得道。由一切事中所做皆向“心”求,久必知心,知心即知佛。所以六祖常言:“即心即佛。”唯向心内领悟。而“坐禅习定”法门,唯是北宗神秀大师倡导“修佛”而来,并非禅宗,而后进学佛人,研佛人经常以为“南能北秀皆是禅宗”实则是不知“禅宗宗趣”在于“参禅”而非“坐禅”。所以“禅宗”亦称“佛心宗”唯其以悟“心”而得法故!
本土渊源
关于玄学对僧肇佛学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僧肇的佛教哲学体系与玄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从概念到命题, 从结构体系到思想方法,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僧肇受玄学的影响和对玄学的发展。 ”关于玄学对禅宗的影响, 他认为:“在坚持佛教基本立场、 观点与方法的同时, 禅宗又将佛教的思想与传统的思想, 特别是老庄玄学的自然主义哲学与人生态度以及儒家的心性学说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理论与修行解脱观 。 ”
徐小跃对禅学的老庄化进程有如下的看法:“达摩系禅学思想, 更多地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去融合老庄的天人之学。惠能禅学思想, 更多地注重在思想内容上自然地透露出老庄天人之学的精义。至于惠能禅的后期禅宗更是在本来具有的意义上体现出禅与老庄的契合。并且, 在‘自然’ 范畴的统摄下,终于把老庄的天人之学与禅宗的心性之学聚会到‘自然’ 这面旗帜下。在一定程度上说, 禅学的老庄化进程, 是随着后期禅宗对老庄思想的升华而宣告最后完成的 。 ”张立文认为,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 主要是以道家哲学为主体认知结构而实现的。魏晋佛学采取格义的方法融会吸收道家哲学, 会有些比附的味道, 至唐代佛学尤其是禅宗的出现, 使佛道两家之学更加密切地融合起来。禅宗“自性具足” 、“见性成佛” 的主张, 显而易见地吸收了道家哲学“自足其性 ” 、 “任性逍遥” 的观念。李霞认为:“没有道家自然主义、 平等思想和自由观念的浸透, 禅宗也许会产生, 但它只能保持达摩禅的基本概貌, 而不可能造就出慧能以后的新禅宗 。 ”
通过学者们的如上论述, 可以看出, 道家哲学在佛学中的体现, 是通过佛教中国化不同阶段所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而表现出来。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禅学对于道家哲学的自然论、 人生论、 天人观等思想的吸收和融摄。
禅学精神
禅宗思想体系的内涵、结构、核心来看禅宗的基调是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贯穿于禅宗心性学说、文化思想的本质内容是:自然——内在——超越。
禅宗吸取中国道家的“自然”观念来诠释人的生命自然状态、人的自性。道家把自然规定为万物的本质、本性,是不假人为、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真实存在。“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禅宗认为,“自然”就是众生本性,也就是佛性。这也就是把佛性界定为自足完满、纯真朴实的生命本然。人的本性既然是自然的,也就是内在的,是内涵于人身的本质性存在,既非外在的神灵所赋予,又非通过超越经验、违背人性的作为所获得的,同时也是各种外在因素所不能消灭的。人的内在自性是生命的主体、成佛的根据。人的现实感性生活是自性的外在作用和体现,人转化为佛是自性的发现,是由此而生的精神境界的显现。人的自性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因为内在本性是清净、圆满、纯朴、觉悟的,是离开一切现象,有别于人的外部表现的。如何实现超越?禅宗认为修禅成佛,就是见性成佛,就是向自己心性去体认,识得自性便成佛道,便是实现了超越。禅宗强调佛就在心中,涅槃就是生命过程之中,理想就是现实生活之中。这样,禅宗就把彼岸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把对未来生命的追求转换为内心反求。由此禅宗反对舍弃现实感性生活扭曲自性去寻求超验,而是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坛经》),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超越意义,实现理想精神境界。禅宗公案中的“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法演语录》卷下)就是提倡心灵沟通,要求会心体悟。禅宗要求以“饥则吃饭,困则打眠,寒则向火,热则乘凉”(《密庵语录》)中体会禅道,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祖堂集》卷三)中发现禅意。禅宗要求从青山绿水中体察禅味,从人自身的行住坐卧日常生活中体验禅悦,在流动无常的生命中体悟禅境,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精神的自由。
禅宗提倡内在超越,这种超越意识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包括了超越对象、超越方法和超越结果几个方面,这里着重论述超越对象和超越结果。
为了追求解脱,成就佛道,禅宗设计了一套消解人们心灵深处的紧张、矛盾、障碍,超越二元对立的方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独立实体,向往与自然同样具有永恒性、无限性,向往与自然的同一是人类最深沉、最根本、最强烈的内在愿望。生命现实与美好愿望并非一致,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生命个体与空间整体、生命主体与宇宙客体等一系列人类所面临的矛盾,是禅宗的超越对象,超越目标。
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的矛盾最能激发人内在心灵的不安与痛苦。了脱生死大事是佛教也是禅宗的最基本目的。禅宗以“无生”思想来泯灭生死界定,超越生死的时间界限。“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永嘉证道歌》)“无生”,指一切事物是无实体的、空的,由此也是无生灭变化的。这是要求转变观念,从生灭的现象中看到无生无灭的本质。生灭是短暂的,无生无灭是永恒的,从悠悠生死中了悟无生,就是在短暂中体认永恒,消除短暂与永恒的隔阂。
个体生命的认识和实践等多方面的有限性与宇宙空间的无限性的矛盾,也是引人困惑不安的永恒性课题。禅宗通过无限扩张个体心灵的作用来摆脱个体生命的局限,进而消除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心境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同上)这是说只要人的心境明净透彻,就能周遍宇宙万物,从而在内心实现泯灭内外的超越,使有限与无限在个体心灵中相即圆融。
由生命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而引发的物我、有无、是非、善恶、真妄、苦乐等一系列的差别对立,是又一使人产生烦恼、痛苦的根源。这也是禅宗大师们所著力寻求解决的一大问题。他们继承道家的思想,通过直观宇宙本体(道、无)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宣扬“本来无一物”(《坛经》)、“本来无事”以消解矛盾,称“体诸法如梦,本来无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既达本来无事,理宜丧己忘情,情忘即绝苦因,方度一切苦厄。”(《禅门师资承袭图》)即一个人了悟万物如梦如幻,一切皆空,做到忘却情欲,超越自我,也就不存在生命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了。为此,他们特别强调“无念”的重要性,“念”,指妄念,要求人们不被纠缠于种种差别的妄念所迷惑。
即心是佛
要之,达摩至惠能,其间二百五十年,本宗所举扬之禅风独树一格,祖师语录常引经据典,提示整体佛法,不堕于宗派之对立,可称为禅宗之成立时期。南岳、青原以至唐末五代,其间二百五十年,南宗禅一枝独秀,于思想层面而言,摒除语言文字之葛藤,建立‘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之精神;于实际生活上,建立以僧堂为中心之禅院规制;于禅法之弘传、演布方面,更以灵活生动之机法接引学人,以棒喝拂拳之机用宣扬宗风。久之,乃渐成五家之分立。此一时期,可称为禅宗之发达时期。两宋三百二十年,临济宗复衍出黄龙、杨岐二派,而成为我国禅宗之‘五家七宗’。其中,黄龙派后来由荣西传至日本;杨岐派自杨岐方会后,陆续有五祖法演、圜悟克勤、大慧宗杲等大扬禅旨,蔚为禅之主流。又曹洞宗系统之宏智正觉与临济宗系统之大慧宗杲各倡默照禅、看话禅。于此一时期,诸教融合导致三教一致、教禅调合、禅净双修之倾向,本宗渐失其独立性格,是为禅宗之守成时期。元明乃至清乾隆之世,其间四百五十年,为禅宗之衰颓期。其间虽有海云印简、万松行秀、破庵祖先、无准师范等一代宗师相继崛起,然就一宗之大势而言,毕竟已呈儒道释调合、教禅一致之定局。
近代禅宗大师首推虚云和尚(1839~1958),于其百二十高寿中,一生弘法不懈,广建丛林,竭力振兴禅宗,维系六祖以来之法脉;传世着述有虚云和尚法汇、虚云和尚禅七开示录等。
见性成佛
要之,本宗与其他诸宗之相异处,在于不立正依之经典,即使引用经典亦为一时之方便施设,最主要者莫过于依佛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为在不涉思惟计度之情形下,外加学问修证之功,以明取本心之故,乃有清规之创设。尊宿、大众于一定之规矩下,定时起卧、打坐;尊宿为大众开示诸佛列祖之机缘以提撕之。又阅读经典虽非要务,然仍以楞伽、维摩、金刚般若、首楞严等诸经为众经之核心。古来尊宿亦遗有语录,成为后世禅徒习禅悟道之重要参考资料。
“现身成佛”与宗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语大同,仍须断惑,方能证真,方可了生脱死。若谓现生即已三惑[1]净尽,二死[2]永亡,安住寂光,了无事事,则为邪说,为魔话。(复温光熹居士书一)
[1] 三惑:即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
[2] 二死:即分短生死、变易生死。
摘自印光大师《佛法修行止偏法要》
禅和老庄
胡适曾说:“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那的一种革命。”
铃木大拙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教的情感上得到了******的满足 [13] 。”
禅宗的形成最早是受到大乘佛学的推动,由于大乘佛学的推动使老庄的透彻见解,以禅的方式上获得了复兴和发展 。
Thomas Merton 曾说:“唐代的禅师才是真正继承了庄子思想影响的人。” 可以说,禅师们最根本的悟力是和老庄的见地一致的,道德经的第一、二两章便说出了禅的形而上基础 [13] 。
至于禅和庄子的关系,铃木大拙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 “坐忘”两字的原意,可以说是坐于忘,或沉入于忘的境界。这个忘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忘己和忘物。下面是庄子描写有关坐忘的故事:有一次,颜回告诉孔子说他的功夫大有进步,已忘了仁义,孔子认为他还不够深刻。过了几天,他告诉孔子说他已忘了礼乐,孔子仍然没有加以赞许。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告诉孔子说他已“坐忘”了。这境界连孔子也有所不知,反问颜回,颜回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13] 。
“心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孔子和颜回的一段对话,据说颜回有一次要到卫国去游说,孔子浇了他一盆冷水,认为他还没有做到纯一不乱的境界,如果贸然去谏,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于是颜回便向孔子请教方法,孔子告诉他要“心斋”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
“朝彻”是道家修练的一种境界,庄子曾描写过一段有关朝彻的故事。有一次,有人问女偊,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但容貌还是嫩得像小孩一样,女偊告诉他这是得了道的功效。那人又问女偊:他是否可以学道呢?女偊坦白的说他不是学道的材料;接着便把自己教学生卜梁倚的经过告诉他说:“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
我们不能否认禅师们都是佛家,但他们对于老庄思想的偏爱,却影响了他们在佛学中选取了那些和老庄相似的旨趣,而作特殊的发展。
释尊迦叶
本宗传承,中国以释尊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微笑为其滥觞。盖此说虽无史实根据,然为强调六祖以来之禅‘以心传心’、‘教外别传’,故特重此迦叶付法相承之说。迦叶以后,经阿难、商那和修、优婆鞠多、提多迦、弥遮迦、婆须蜜、佛陀难提、伏驮蜜多、婆栗湿婆、富那夜奢、阿那菩提、迦毗摩罗、那伽阏剌树那、迦那提婆、罗侯罗多、僧伽难提、伽耶舍多、鸠摩罗多、阇夜多、婆须槃头、摩拏罗、鹤勒那、师子菩提、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至菩提达摩,凡二十八人,是即本宗西天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自南天竺抵建业(今南京),传本宗入我国,故亦为我国禅宗初祖。
达摩慧可
达摩初来中国,谒梁武帝,然 不契机,遂至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称壁观婆罗门,神光(慧可)立雪断臂,志求佛法,终得达摩所传心印,为中国禅宗第二祖。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本宗渐盛。道信之下有弘忍、法融二杰。法融之下有智俨、慧方、法持等,此法系以住于金陵牛头山之故,世称牛头禅;以‘欲得心净,无心用功’为其要旨。五祖弘忍住蕲州(湖北)黄梅山,阐扬金刚般若经奥旨,门下俊秀辈出,有玉泉神秀、大鉴惠能、嵩山慧安、蒙山道明、资州智侁等。
禅之意义
盖‘禅’起源于古印度,其原意即指静坐敛心、正思审虑,以达定慧均等之状态。于释尊之前,古印度即有以生天为坐禅目的之思想;至释尊时,始展开远离苦乐两边,以达中道涅槃为目的之禅。印度佛教之禅观思想乃渐次发达,并产生无数之禅经。随佛典之传译,自汉末,禅法已传入中国,惟最初均为小乘系统之禅观思想。东晋鸠摩罗什以后,介绍各种禅法,尤以念佛法门为要。至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出四卷楞伽经,列举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如禅、如来禅等四种禅之说,乃激发当时讲究禅法者另辟途径,如后世所说之五类禅,即是依于楞伽经四种禅之说而来;又肇启中国禅宗之菩提达磨,虽即禅经(二卷,东晋佛陀跋陀罗译)中之达磨多罗禅师,然其所传之如来自性清净禅即是基于楞伽经所说者。此外,慧可、僧璨均被称为楞伽师,道信、弘忍更受大乘起信论影响,提倡一行三昧之说,至六祖惠能方以金刚般若经为正宗;盖彼时楞伽经已偏重文句疏解,不免名相支离之故。至中唐以后,盛行拳拳棒喝之机法,禅之意义扩大,不必静坐敛心才是禅,即搬柴运水、吃饭穿衣等平常动作亦可称之为禅。
神秀 惠能
五祖之门人中,以神秀为第一上首,称‘秀上座’。五祖示寂后,神秀于北方振锡,故亦称‘北秀’,门下俊秀辈出,被尊为北宗禅之祖。北宗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法运昌隆约一百年,主张以笃践实履之精神修行禅法。神秀之下有嵩山普寂、京兆义福等,传四、五世即告断绝。此外,嵩山慧安开出‘老安禅’,资州智侁开出‘南侁禅’。大鉴惠能因一偈受五祖印可、传衣钵,继为第六祖。其后避难南方,住韶阳(广东)曹溪,大振禅风,是为南禅宗之祖。以南、北二宗宗风之异,遂有‘南顿北渐’之说。惠能之嗣法弟子有四十余人,以南岳怀让、青原行思、南阳慧忠、永嘉玄觉、荷泽神会为著名。其中,菏泽神会开出‘菏泽宗’,极力提倡顿悟法门,而以‘一念不起’为‘坐’,‘了见本性’为‘禅’。
怀让马祖
南岳怀让从六祖蒙受心印,住般若寺,接化达三十年,嗣法弟子有九人,以马祖道一居首座。马祖于江西龚公山举扬禅法,机锋峻烈,开喝棒竖拂之禅风,世称‘洪州宗’。主张起心动念、扬眉瞬目等日常身心活动皆为佛性,而有‘见性是佛’、‘性在作用’之说。马祖门下百余人,以百丈怀海、南泉普愿、西堂智藏、大梅法常、章敬怀晖、大珠慧海为着。
怀海希运
自怀海于百丈山创建禅刹、订立清规之后,禅宗始脱离禅僧寄住律寺之制。百丈之下有黄檗希运、沩山灵祐等,希运之下有临济义玄。义玄设立三玄三要、四料简等接化徒众,机锋峻严,门徒众多,蔚成临济宗,此时已是晚唐。及至宋代,又自临济义玄,经兴化存奖、南院慧颙、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沼,七传至石霜楚圆,门下黄龙慧南、杨岐方会复各衍出黄龙、杨岐二派,而与曹洞、云门等宗并立。沩山灵祐独栖潭州(湖南),参学者多达一千五百人,门下以仰山慧寂为最著名,此系即称沩仰宗。
行思希迁
青原行思之下有石头希迁,撰‘参同契’,与马祖并称当世二大龙象,门下有药山惟俨、丹霞天然、天皇道悟。药山一系出云岩昙晟、洞山良价、云居道膺、曹山本寂等,遂成曹洞宗。天皇道悟三传至雪峰义存,振锡于福州雪峰山,法嗣五十余人,其中,云门文偃发挥独妙之宗致,形成云门宗;另有玄沙师备,下传罗汉桂琛、法眼文益。文益住金陵清凉寺,开法眼宗,此系统有天台德韶、永明延寿、永安道原等高僧辈出。其中,德韶被称智顗再来;延寿撰有宗镜录,重视教学;道原著景德传灯录,明示达磨禅之系谱。
禅宗法脉源流
曹洞正宗法脉源流
昔日,世尊[1]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唯迦叶破颜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故,摩诃迦叶尊者是为禅宗初祖。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文佛
西天二十八祖
初祖摩诃迦叶尊者
二祖阿难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摩尊者
四祖优婆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弥遮迦尊者
七祖婆页密多尊者
八祖佛陀难提尊者
九祖伏驮蜜多尊者
十祖胁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马鸣大士
十三祖迦毗摩罗尊者
十四祖龙树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罗睺罗尊者
十七祖僧迦难提尊者
十八祖迦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
二十祖阇夜多尊者
二一祖婆修盘头尊者
二二祖摩孥拿尊者
二三祖鹤勒那尊者
二四祖师子尊者
二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七祖般若多罗尊者
二八祖菩提达摩尊者
东土中华初祖菩提达摩大师
二祖慧可大师
三祖僧璨大师
四祖道信大师
五祖弘忍大师
六祖惠能大师
七世青原行思大师
八世石头希迁大师
九世药山惟俨大师
十世云岩昙晟大师
十一世洞山良价大师
曹洞宗派
曹洞第一代良价祖师
二世云居道膺大师
三世同安道丕大师
四世同安观志大师
五世梁山缘观大师
六世大阳警玄大师
七世投子义青大师
八世芙蓉道楷大师
九世净因自觉[2]大师
十世青州希辩大师
十一世大明僧宝大师
十二世玉山师体大师
十三世雪岩慧满大师
十四世万松行秀大师
十五世雪庭福裕大师
嵩山少林寺曹洞正宗续派
嵩山少林寺曹洞正宗第十五世第一代福裕祖师
十六世 二代灵隐文泰大师
十七世 三代还源福遇大师
十八世 四代淳拙文才大师
十九世 五代松庭子严大师
二十世 六代凝然了改大师
二一世 七代俱空契斌大师
二二世 八代无方可从大师
二三世 九代月舟文载大师
二四世 十代小山宗书大师
二五世 十一代幻休常润大师
二六世 十二代无言正道大师
二七世 十三代心悦慧喜大师
二八世 十四代彼岸海宽大师
二九世 十五代通强大师
(以上为少林寺住持和尚传灯时期)
(以下为少林寺宗门法嗣传灯时期)
三十世十六代行海大师
三一世 十七代超福大师
三二世 十八代同梅大师
三三世 十九代玄兴大师
三四世 二十代祖轻大师
三五世 二一代清耀大师
三六世 二二代净魁大师
三七世 二三代真礼大师
三八世 二四代如阜大师
三九世 二五代海珠大师
四十世 二六代湛恒大师
四一世 二七代寂盘大师
四二世 二八代淳智大师
四三世 二九代释贞绪大师
四四世 三十代释素喜大师(原少林寺首座、名誉方丈)
四十五世 三十一代释德禅大师(原少林寺名誉方丈)、释德政禅师(中岳嵩山少室寺开山僧)、释德相、释德扬禅师、释德建禅师
四十五世 三十一代释德禅大师下传四六世 三二代行正禅师(原少林寺方丈) 行慈禅师
四六世 三二代行正禅师下传四十七世 三十三代永信大和尚(现少林寺方丈)、永国法师(南少林寺住持)、永悟禅师(鱼山梵呗寺住持)
三十三代永信大和尚下传四八世 三四代延佛法师(嵩山法王寺方丈)、延心法师、延芫法师、延飞法师、延印法师。
唐代禅宗
除上举各宗派外,据圭峰宗密之禅源诸诠集都序所载,唐代之禅宗教派共有洪州、荷泽、北秀、南侁、牛头、石头、保唐、宣什(念佛门禅)、惠稠、求那、天台等诸派;宗密之圆觉经疏抄又举出北宗禅、智侁禅、老安禅、南岳禅、牛头禅、南山念佛门禅、荷泽禅等七宗;宗密之拾遗门又另作分类,计有牛头宗、北宗、南宗、荷泽宗、洪州宗等五家。宗密所谓之‘五家’、‘七宗’自不同于后代禅宗所称之五家七宗,此因宗密所处之时代,及其自身属于荷泽宗,故所见禅宗教派亦不同于后世之禅宗史料。
日本禅宗
日本禅宗之流传,始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道昭之入唐求法。
天平八年(732),我国之道璇东渡日本,弘传北宗禅;嵯峨天皇在位时,派遣专使招请义空赴日弘传南宗禅,开日本禅宗之风。
文治三年(1187),明庵荣西来宋,师事虚庵怀敞,将黄龙一脉之法传入日本,开日本临济宗之端。贞应二年(1223),永平道元来宋,得天童如净之印可返日,为日本曹洞宗之祖。其门下之彻通义价、寒岩义尹尝两度来宋,归国后大弘法道,其后别开寒岩派(亦称法皇派)。
嘉祯元年(1235),圆尔辨圆来宋,至径山参谒无准师范,得传心印,归国后于京都创建东福寺,弘法布化。
宽元四年(1246),我国之兰溪道隆东渡日本,为建长寺初祖,关东禅风因之大振。
文永四年(1267),南浦绍明来宋,得虚堂智愚之法而归。文永六年,我国之大休正念赴日,住建长、圆觉等寺,颇受朝野之归崇。其后我国又有一山一宁、西涧子昙、东里弘会、远溪祖雄、灵山道隐等诸师相继东赴日本弘传大法,各揭禅风,大振法道,蔚成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盛况,包括千光派(荣西)、道元派(道元)、圣一派(圆尔)、法灯派(觉心)、大觉派(道隆)、兀庵派(普宁)、大休派(正念)、法海派(静照)、无学派(祖元)、一山派(一山一宁)、大应派(南浦绍明)、西涧派(西涧子昙)、镜堂派(镜堂觉圆)、佛慧派(灵山道隐)、东明派(东明慧日)、清拙派(清拙正澄)、明极派(明极楚俊)、愚中派(愚中周及)、竺仙派(竺仙梵仙)、别传派(别传明胤)、古先派(古先印元)、大拙派(大拙祖能)、中岩派(中岩圆月)、东陵派(东陵永玙)。其中,除道元、东明、东陵三流属曹洞禅,其余二十一流均属临济禅。又二十一流中,荣西一派(千光派)传承黄龙之法脉,其他皆继燃杨岐之法灯。
另于承应三年(1654),我国之隐元隆琦亦东渡日本,开黄檗一宗,迄今犹与临济、曹洞成鼎足之势。
韩国禅宗
韩国禅宗素有‘九山禅门’之称,其开宗立派者大多于唐代时来华习禅,归国后大演教化,久之门庭繁茂,蔚成宗派。此九派之成立如下:
(一)新罗善德王时(我国唐太宗时),法朗来唐,师事四祖道信,遂传其法于海东。惠恭王之时,神行来唐,参谒志空,得证心印,返国后于丹城断俗寺弘传北宗禅;神行之下,经遵范、惠隐,至智侁之时,受景文王之皈依,开创曦阳山派。
(二)宣德王五年(784),鸡林道义来唐,受传于马祖门下之西堂智藏及百丈怀海,习南顿之旨,在唐三十七年,归国后传法弘化,门下颇盛,立迦智山派。
(三)与道义同时游学于唐之洪陟,嗣法西堂,归国后栖止南岳,于兴德王三年(828)创建实相寺,大振宗风,门下多达千余人,是为实相山派。
(四)与道义同时期来唐者另有真鉴慧沼,受马祖门下之沧州神鉴印可,归国后创建双溪寺;神武王元年(839),寂忍惠哲亦来唐习西堂之法,返国后于武州桐里山大安寺弘法度众。慧沼、惠哲所传之法系即称桐里山派。
(五)文圣王七年(845),无染亦来唐得宝彻之心印,归国后大弘禅法,得宪安王、景文王之皈依,创立圣住山派。
(六)兴德王六年,通晓梵日亦来唐,从马祖之门人盐官齐安习禅,得其印可,返国后于天台山中开阇崛山派。梵日之门人朗空亦来唐,参学于青原行思系统下之石霜庆诸座下,归国后住于南山实际寺阐扬禅旨;此乃青原之法统最早传至韩国者。
(七)双峰道允来唐,受传于马祖之门人南泉普愿,得其心法,与梵日同年归国弘化;其后道允之门人澄观折中亦来唐,参谒普愿,归国后住师子山兴宁禅院。道允与折中之法统即称为师子山派。
(八)景文王之时,了悟顺之来唐,参学于仰山慧寂座下,归国后住于瑞云寺弘布禅法;宪德王十六年(824),圆鉴玄昱来唐,就章敬怀晖受马祖之禅,归国后备受闵哀、神武、文圣、宪安四王之礼遇,其法嗣审希创立凤林寺,开凤林山一派。
(九)于新罗朝末期,庆猷、迥微相继来唐,得云居道膺之心要,归国后大力弘布,此即曹洞禅初传于海东者。至高丽朝,更有利严、丽严、庆甫、兢让、璨幽等诸师继之宣演玄旨。其中,利严曾来唐依止于道膺座下,得其心传,归国后太祖以师礼事之,后于海洲构建须弥山广照寺,是为须弥山派之始。以上九山总称曹溪宗。由于太祖之崇佛,及其后之定宗、光宗、文宗、宣宗、神宗等之相继护持,禅宗遂得隆盛一时;然至忠烈王以后,国势渐弱,禅风亦随之衰颓不振。